以下是摘自《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虽然采写的对象不是建筑领域的人们，但是它对于我们如何做一个建筑领域的高技工人也许有些启示
　　我的任务是采访几个过去的高级技术工人，听他们讲为什么今天工人的技术竟远逊于他们那一代。
　　去年，王师傅工作了几十年的企业、一直在发给他退休费的企业发生了大爆炸，死伤好多人。王师傅听到这个消息后有些伤心。那是他工作一辈子、注入许多感情和发生许多人生故事的地方。
　　按说早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了，他今年72了，那些四五十岁的工人师傅都被以买断工龄和内退等形式请出了企业。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没什么技术的农民工，事就出在他们身上，他们把氢气管焊错了，导致爆炸。
　　是北京汽修某厂的周师傅介绍我认识王师傅的。王师傅是周师傅的师傅。这两人当年都是技术上的大能人。
　　现在社会上一片呼唤技工的声音，北京市刘海燕副市长曾说，北京之所以不生产奔驰而生产韩国的现代车，是因为没有能够制造奔驰的、技术高超、全面的产业工人。记者心想，这两个高级钳工、车工兼机修和电器工程师，在“西方资产阶级能做的，东方无产阶级一定也能做到”的年代里曾撑起一片天。他们有责任心，一味以钻研技术为乐趣，如果有好的管理和环境，一定能造出奔驰一样精密的机器。
　　“技术好的一般在很多时候都是沉默寡言的。他们进入了自己的状态”
　　周师傅叫周强，在北京市公汽汽修某厂当检验工。他主要检验两种东西，一个是修理完毕的大公共的尾气，一个是车工车出来的活儿。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他一手抓，说明他的技术全面，一个工厂确实需要这种什么都精通的技术能人。
　　记者坐在他的检验房里，外面大公共呼啸而过，油门轰鸣，周强操作意大利进口的机器把每辆刚修好的公汽的尾气记录在案，判定是否合格。
　　737路、747路、605路……一辆接一辆，整个北京西部的公共汽车尾气合格不合格全凭他一句话。
　　他刚到五十，个子不高，很瘦，总是笑眯眯的，行动敏捷。记者从侧面打听，他过去曾经过五关斩六将，但不论记者怎么启发，他说出来的都是他曾犯过哪些错，得到了哪些教训。
　　他说你下次来吧，我给你写出来。他是个业余书法家，读过很多书，显然更愿意写。
　　记者又一次来到震耳欲聋、充满汽油味的检验房，拿到他写的字迹很工整漂亮的文章，一看，又是检讨之类的东西，跟我再三叮嘱的关于技术的故事不大相干。他写的大概是1975年左右的事，那时他在位于房山的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研究院机修车间。记者摘录如下
　　“我参加工作以后，一直在生产第一线，干的是车工工作，将近十年了，对采购工作和成本核算，既没有接触，也没有了解。所以，那一年经历了那么一件事，弄得我狼狈不堪，哭笑不得……有一天，班组长把我叫过去，对我说，‘老周啊，明天你到城里买点刀具怎么样？”我说，‘行啊！没问题。买什么样的刀具？’班长说：‘外圆车刀咱们这里还有，主要是挑扣刀和切刀不够用。你顺便再问问刨工和铣工缺什么不缺。多买点高速车刀，多买钨钴钛的，少买钨钴的，明白吗？’
　　“第二天，到财务科拿了一张支票，背上工具袋，坐上厂门口到天桥的长途汽车就出发了……两个小时后，汽车到了天桥终点站，我急急忙忙赶往磁器口大街内的崇文刀具刃具量具商店，饭也没吃一口，水也没喝一滴。还真不错，商店的商品种类还很全，没费多少事就采购完毕。
　　“回到单位是下午三点多钟，大热天，30多斤的铁家伙压在身上，弄得我顺脖流汗……可是，当我到财务科报账时，却挨了一闷棍。我把发票递给财务科的许科长，他接过去仔细看了一会儿，然后透过近视镜紧盯着我，硬邦邦甩出了一句话：‘买这么多的刀具，你回家熬着吃啊？’我一愣，心说，老头今天怎么了？原来不是挺和善的，我没得罪过他啊。我问‘许师傅怎么了？’他问我‘你花了多少钱？’‘1800多元。’‘没错，还有点良心，没把咱研究院给卖了。’一听这话，我更糊涂了，赶紧说，‘许师傅，您别生气，有什么差错，我马上找商店去。’许师傅看我迷茫和虔诚的神色，脸部肌肉松弛下来，‘你们组的材料费每个月就500元左右。今天你一下就花了1800元。往常你们的工具都是供销科的采购员买，这些日子，院里进行设备大检修，他们忙不过来，我才答应你们自己去买。他后面的话像是给我上课，使我知道一个企业就像一个家过日子：‘一个企业需要进行成本核算。国家投入的资金有限，就需要精打细算。否则，对国家的化工事业必然产生不良影响……’”
　　周强很在意地问我写得怎么样，我说够发表水平，但不是我需要的。他说我再给你写。
　　我知道他父亲和哥哥都是火车司机。他小时候学习不错，考上北京四中，上了一年初中就赶上文革。后来当了工程兵，到甘肃的大山中修轰炸机场……1973年复员。来到当时叫东方红炼油厂的燕化。
　　“我们住干打垒，一个板房住三十多人，没有暖气，夜里冷得钻到被窝里还要带大皮帽。但是哥几个一点怨言也没有，叫劲比学技术学文化，跟电影里似的。师徒关系也特好。
　　“我原来是干钳工的，1975年4月17日改的车工。我为什么对车工感兴趣呢？因为我是工程兵出身，一直体力劳动，曾经用手把一座大山掏空，太累了，因而对能代替人力的机械感兴趣。我的钳工活干完了，就去车工师傅身边看看，拿拿工具，浇浇冷却液。这位车工师傅看我挺感兴趣，就跟车间提出来要收我为徒。车间说，学就学吧。后来有人说我没选好，俗话说，‘紧车工，慢钳工，溜溜达达是电工，铆锻焊，凑伙干，让翻砂，就回家。’
　　“车工首先是刀的问题，刀磨不好没法干活，一把刀有14个角，3个面……我比较勤快。死钻车工理论，我读有关切削理论、材料力学和机械制图方面的书。
　　“有一次干活，车不锈钢，不锈钢又粘又硬，那长长的铁屑一圈一圈拖到地上，我想用脚去踩。这是个错误动作。我师傅当胸给我一拳，把我打得一个趔趄：‘你说你肉硬还是铁屑硬？’他把车停了下来。我愣了。老头从来没这么发脾气。原来，切屑本身就跟刀一样。有时脚一踩，如果车床一转它马上就往上转，跟刀一样锋利，能把人连鞋带脚切掉一半。
　　“我曾经修过一台钻床，摇臂总是锁不死，总在左右运动，查了3天，我们才发现，是一个两三平方毫米的毛刺躲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这两挡事给我影响特别大。”
　　这个谦虚的老师傅，增加了我的采访难度，但也使我看到了一个技术高超的技工所应有的一种品质。有一种说法，中国人难以像德国人和日本人那样制造出精密的东西，除了技术落后外，更重要的是气质和性格上的原因。中国人一般是“差不多就行”的大咧咧的性格，同时在归因上有一种滑头的倾向，如果在工作中出了问题，总爱推脱自己，把肇因推到他人或是外部环境上，而日本人和欧洲人一般爱自责，总认为是自己没有做好而导致问题。世界上著名的大学如英国的牛津和中国的北京大学的社会心理学课上最爱举的例子之一，就是这种中国人的外归因和欧美人的内归因。
　　现在的中国青年工人更精了，谁还批评与自我批评？尤为可怕的是像周强说的，“现在‘尖懒偷滑坏’的人多了，有的工人一上厕所就半个小时，一看明天活累就打个电话说家里有事不来了。‘尖懒偷滑坏’，过去很少，我们那时不管什么活，都是扑上去。”
　　再加上对手艺的看轻，对技术的松懈，有关方面舍弃奔驰，而选择对精密的要求不那么严格的韩国索那塔就不足为奇了。
　　呼唤技工实际是呼唤一种精神，一种敬业的、傻傻的、深爱自己的匠艺、视其为一生归宿的精神。就像周强说的，“滑头的人，技术绝对上不去。技术好的一般在很多时候都是沉默寡言的。他们进入了自己的状态。”
　　“看着当官的有气。于是手下就没个准了”
　　我第二次来到周师傅那轰鸣的小屋，他又拿给我一篇文章，还是在讲自己的教训。
　　他写道：“业，成于思，精于勤。这是一句老话。不过，从我师傅对我讲这句话时算起，已过了近30年了。那是1977年11月份，车间给我们班组下达一项为我们研究院SBS项目加工两件挤压机连接套筒的任务，拿来图纸一看，零件外形很简单，外圆92mm，内孔76mm，但材质重量大。本来活是派给小丁的，但我怕重量大，一不小心就会出事，不伤着小丁（女同志）也要损坏机器。就把这活抢下来了。我从小丁手里接过图纸，把料夹紧，安上刀架。开车，进刀，机床发出和谐的轰鸣声。我心中挺轻松也很愉快。我用每刀5mm的吃刀量一刀一刀的干着，将近半个小时，停车，拿卡尺测量一下外圆。顿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我赶紧拿起图纸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顿时像泄气的皮球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现在的尺寸是86.6mm，我把里孔76的尺寸当成了外圆的尺寸，活让我给干坏了。愣了一会儿神，心想，丑媳妇也得见公婆，我一咬牙一跺脚，站起，对班长说，头儿，跟你说点事。他说什么事？我说，‘是土地爷掏耳朵———挖泥（崴泥）’他脸立刻沉了下来问，‘怎么回事？’我说‘我把图纸看错了，把里孔当成外圆尺寸，现在已经把外圆92mm的肉给伤了。’他说‘现在是多少’，‘现在是86毫米左右。’我向班长说，‘你赶紧向车间讲一下，该怎么处理我都认头。看起来，耽误点时间是不可避免的事。’班长说，‘我到车间说说去吧。’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知怎么着，这件事我师傅知道了，他当时在检验科当检验员，调到科室也就一年多。我师傅在下班后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师徒俩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我师傅说，你所有理由都说得不错，主要原因是脑袋考虑问题不细致，假如你仔细看看图纸，假如在车削外圆时你多测量几次。这么简单的活你是不会摔跟头的。所以干什么都要三勤，勤问，勤看，勤想。”
　　这位周师傅的谦虚使我一直不知道他怎么个厉害法，直到有一天我采访了他最佩服的师傅王家驹，才知道他确实是个能人。
　　王师傅说了一件事，70年代，机床紧缺，研究院缺一台锯床，但机床都是国家定量供给，买都没处买去。研究院决定自己做一台。
　　王家驹带着周强等人来到位于京东的北京化工机械厂了解锯床的构造。那时机床都是宝贝，人家不让拆卸，说把整个机床解体叫大修，要伤筋动骨的。周强等只能从外面描画机床。这绝对是门技术，他们边替人干活，边操作，边描画，一个星期后，周强画出了完整的图纸。
　　回去后，周强带人进行技术攻关，每天晚上干到一两点钟。机床上的每个机件都要自己做，根本没处买去。周强自己就连琢磨带模仿做了导轨、液压等关键部件。他们不因是自己做就瞎凑和，所有的光面立面都严格要求，刮研得平平展展，用他们的术语说，“纵向看着没夹角，刮研看它平不平，每平方厘米必须有28个接触点。”
　　他们做出一台锯床，还顺带做了一台牛头刨。这两台机床他们用了很多年，一直到改革开放后进来了更先进的外国的数控机床。
　　能造机床的人早已超出了车工的范畴，在和他的交往中，我体会到一个技术能人，一个合格的技工实际对整个知识层面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兴趣。他酷爱读书，在七八十年代青年工人读书的热潮中，除了读《机械知识》、《物理》等技术书籍，还看了《反杜林论》、《第三帝国的兴亡》、《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名著。
　　在石景山的小酒馆里，他脸红话多：“过去现在都有危机感，过去是政治上的危机感，怕扣政治大帽子。现在是经济上的危机感，怕扣钱……
　　“法律法规定得挺好，但往往最后一句话，‘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酌情处理’，就这一句话留出了一个大口子，于是各单位歪的斜的都来了，钻法律的空子。
　　“现在普遍存在孩子上不起学，青年人买不起房，老年人看不起病的现象。我的工资1300多，孩子上中专，我现在自己住的3万多的2居室也买不起。
　　“对工人苛刻似乎成了习惯，加班应该给100他给80,平常拉晚不给加班费，每天修十几个车，累得贼死，天天拉晚。工人的积极性屡受打击。
　　“现在技术练兵是走形式，玩花活，什么车工、电工都答一张卷子，而我们那时车工有车工的卷子，机修有机修的卷子。而且那时我们是从心里真想练技术。而现在青工认为，搞这干啥，背什么卷子瞎耽误工夫，还不如把这些奖金给我们分了。
　　“现在的技术是比过去粗糙多了，主要是大家的心气跟过去不一样了。看着当官的手不动，膀不摇，驾着二郎腿，拿着高出工人多少倍的工资，心里有气。于是手下就没个准了……”
　　“工人是最实际的，觉得你有真才实学盖过他，他才服你”
　　周强要给我介绍一个真正的人，他师傅，王家驹。
　　在周强嘴里，王师傅是个传奇人物，抗美援朝时就已是中尉了，专在延边修被美军飞机炸烂的汽车。车、钳、电都会，尤其精通电机。会英俄两门外语，是一个大能人，周强亲眼看到一次在山坡上卸货，专业司机都倒不进去，他进了驾驶室，轻轻松松把车倒进位。用周强的话说，王师傅“形象作派像工人，知识深广程度像知识分子。”
　　在那人人晕菜的年代里，王师傅是车间主任，头脑很清醒，经常对他们这些小年轻说，“你们就学技术，把能耐学好。走遍天下都不怕，别管那些乱七八糟的。”
　　周强对王师傅很有感情：“是他把我们42个复员的北京兵从东城区武装部接到房山的……俗话说，慈不带兵，但又要爱兵如子。这个师傅嘴不停叨吧，但心真好。他非常关心我们工人，他看我想调回北京，想把我留住，就先后给我介绍了两个对象。虽然我见面后找各种理由回绝了。”
　　周强带着我来到万寿路王师傅的家。王师傅今年72岁了，显得很年轻。他把家收拾得很利索，看起来有些雅致甚至时尚。
　　“两参一改三结合”，王师傅明白了我采访的主题后第一句就是这个久远的话语。
　　“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知识分子改变情感，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现在的经理不参加劳动，支个腿，知识分子不与实际相结合，误了多少事？”
　　王家驹实际是个知识分子，他50年高中毕业（比现在的研究生还珍贵），参加解放军，被分到防空军。到雷达学校学习。雷达学校是原国民党的雷达研究所。老师都是原来的留美人员，其中著名的有郑乃琛。学习了1年零8个月，把大学3年半的课程全学了。学完雷达发射机又学柴油发电机。王家驹成了部队里技术全面手。60年让他接收苏联人让出的旅大修配所。他到了那专修汽车，搞了许多小发明，比如为了省油堵塞一点化油器什么的。
　　“什么车都见过，美国车，司达拜克，万国，道奇（一种十轮大卡）。苏联发动机费油，但耐磨。德国的更好，活塞环十几年都不用换。大修，中修，零件根本没处买，大多是自己车。发动机也自己修———现在发动机气门弹簧坏了，几块钱的事，他叫你换整个发动机，生生叫你掏几万。工人也没有工人的道德标准了。”
　　王家驹是燕山区人大代表，全凭技术上去的。
　　“我是60年代初转业到北京内燃机总厂的，那时正排级，让我当技术组组长。工人老师傅看不起我，一个复转军人算什么？工人是最实际的，觉得你有真才实学盖过他，他才服你。有一次三用表坏了很多，堆在那没人管，明摆着让我处理。我是搞弱电的，雷达都能修，别说这个了，一会工夫就修好了一堆。一看这出手，工人马上就另眼看你了。
　　“还有一次，一个电监探测仪坏了，工人们都不说话，想看你的表现。这种仪器技术复杂，一般人修不了，一个七级工修了半天没修好。我过去一看是高频部分坏了，心想这不就是一个雷达发射机吗，原理一样。我三下五除二修好了。”
　　王家驹在技术上大出风头，他说记得特别清楚，那是1963年，有一次高频表有问题，一打开就坏，一个刚刚调到北京的沈阳工学院专门讲电机的老师修了两个星期都没修好。
　　这位老师虽然出身不好，但特有资历，叫徐邵刚，是国民党金陵大学毕业的，英俄文都好。大家都服他，他都修不好就等于宣判了死刑。这个仪器是德胜门那的北京761厂造的，车间让王家驹去请他们过来修。王师傅在机器前研究了一会儿说，不用找他们了，是倍率器坏了。大家都惊异，徐邵刚也不同意，说是串联谐振引起的。王家驹说不对，压力慢慢升起的，不是爆炸，肯定是直流降压引起的……果然，换了倍率器就好了。
　　这样，王家驹就完全从技术上在北内立住了脚。那时倒也干脆，技术决斗，能者为王，不像现在，多了些乱七八糟的。
　　“我觉得工人必须学理论，不能傻干，知识分子一定要到实际中干两年”
　　王家驹60年代参加了北京内燃机总厂的好几次重大技术攻关，212吉普和130卡车的发动机都有他的功劳。
　　用周强的话，王师傅机械知识方面过得去，但最拿手的是机电方面，号称“一眼清”，关于电机方面的毛病，他不用费事一眼就能看出来。
　　王家驹回忆道：“车间的电焊机，直流的，使使没电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电工全蒙了，说换台电焊机得了。王师傅是车间主任，平常管许多行政，他们也不敢一有什么技术上的事就去找。正好让王师傅赶上，说怎么了？过去一看，马上知道毛病所在：‘磁场没了，准是磁场弄反了。’果不其然，他鼓弄两下就好了，大家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时口头上是讲政治，但实际还是用能人，上面马上就把王家驹给提升成工段长，管3百多号人。
　　“还是有人不服，有个八级工玩了一着阴的。他把大型专用设备、捷克进口的大龙门刨的线头给拆虚了。机器停转，大家傻眼。这是每秒行进60多米的巨型机床，自动控制，光电机就有二三十个。国家花两亿多元人民币购买的。他等着看我笑话，我要是修坏了，蹲20年的监狱是跑不了的，那时可是真执行啊！
　　“我一去检查就查继电器，一下就给查出来了。我知道这是谁干的，我告他他就得坐牢，这是稳的。但我一声不吭，把机器修好。他在旁边提心吊胆的，看我没动静，知道我放了他一马。后来死活要调我手下，拼命给我干。他家生活困难。我补助他，我让他干啥，他就卖命干啥。”
　　王师傅每讲完一个故事，就说，“你们还是多宣传宣传小周他们吧，我老了……”我从他眼里看出一种对过去的渴望。这样聪明而认真的人过去是工人阶级的精华。他们对我们的国家有很大贡献，但得到的很少，他们的乐趣就是在穿灰蓝的人群中实现自我，被领导和同志看得起……
　　时光流到1989年，“燕山石化树脂研究所，一台花90多万美元买的进口设备，从来没用就坏了。高级电工修不好，两年来找了好多人不管用，谁也闹不明白这么复杂的设备。
　　请德国专家来修，要2万美元。那时2万美元很值钱。没辙。我是人大代表，开人大会时，树脂所的高级工程师坐我旁边，他无意的诉苦，让我听到。我问有资料吗？他说有，英文的。我说太好了！我在国民高中读的是英语，我带着两个徒弟，其中一个是研究生，我们三人就开始翻译，两个礼拜把厚厚的一本资料翻完了，我也把机器的原理全弄明白了。我边给大家讲原理，边修理，半天就给修好了。原来是直流电机给接反了……树脂所的人这个高兴，把我给抬了起来。这个机器修好了他们就能挣钱有经济效益了。他们要给我3万元钱的酬谢，我们没要。”
　　采访到这，我说不清楚王家驹到底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师傅，或是基层干部。可能正是这种混合，才使他发挥了最大才干。
　　“两参一改三结合”，王家驹多次提到这句话。他两眼聪明得发光，看起来不是那种脑筋僵化的老古板，说这话必有体会和道理。
　　“我觉得工人必须学理论，不能傻干，知识分子一定要到实际中干两年。我们要重视这样的事实，不要一说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就不重视实践了。不要走到反面去。实践很重要，太重要了！1999年，有一个在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分到研究院，人们特别重视，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可他弄了一个课题，前后花了一千多万，什么也没研究出来就走了……
　　“我们要研究怎样干才对咱们国家有好处，不要为一种概念所左右。不能因为是文革中提出的口号，就把整个做法都抛弃。”
　　知识分子一定要参加劳动，一定要有实践经历。这样的话，真正的强者就是他们，真正拿高工资的蓝领也是他们。不是没有理论的工人，也不是没有实践的书生。
　　这是王家驹从五十年工作经历中得出的真谛。
　　他给我讲了一个知识分子和工人结合的典型。那是他心爱的下手，叫刘士铮，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原来是工厂的徒工，后来上了中专，毕业后回厂干了几年又考上大学。学成后来到燕化。王家驹对这个人赞不绝口，说他实力相当强，有理论又有实践。当年研究院有个德国的轿车opel，德国大使馆处理的。马达坏了，又进口不了，一直放在那。王家驹搞了个修复方案，设计了电路，刘士铮设计了一个甩轮，并亲手制作，两个人齐心协力，把车子修复。
　　这两个人一个特长在电机，一个特长在机械，两个人联手设计制作了许多机器，像氢压机，自动铣床等。其中有些机器是很敏感的，如果设计或制作有误，要出大事。那些东西都是很贵的，要从国外买，他们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外汇。
　　可是现在这种精神正在被丢弃，王家驹很感慨：“大家不动手做东西了，都从国外买，图方便，脑子和手都懒了……”
　　我觉得王家驹有一种很强烈的年华不在的感觉。他靠高超的技术赢得了老工人拥戴的岁月已成过去，他用自己的聪明和宽容把“刘士铮，刘世贵，刘长库这三把刀”团结在自己手下、驰骋机电领域的场景已成过去，那种“谁作风正、技术好就受尊敬，大家都烦耍嘴皮子”的精神取向的时代已成过去……
　　他只能一个人呆在家里，摸索着能勾起过去回忆的东西，把满腹才学都倾注在玩具般的东西上。
　　“我姑娘一个三洋日本洗衣机坏了，检查一下是控制板有毛病。主要是集成块里的可控硅坏了。去保修点，他们根本不修，要就是换一个控制板，要一千多元。我要看图纸他们也不让看……当时没时间，闲下来后就开始研究。发现是设计上的毛病，控制板里热量很大，散不出去，因为给设计成密封的了。所以这个型号都是这个地方坏。我死孩子当活孩子医，用国产的可控硅代替，把机器修好。但没人能像我这么干，就我一个人这样。广大中国消费者只能干吃亏。”
　　王家驹打算最后一次发挥余热，以自己丰厚的学养为证据，向三洋公司起诉。
　　对于记者反复问的为什么这一代的青工普遍技术不行的问题，他略有些不屑地回答道：“分配的不公使工人们心理不平衡。如果干部享受在后，吃苦在前，一切都能解决。”
　　大概是六七年前的一次出国，把他一辈子在脑中积淀的东西都打乱了。那时他已经退下，但院里进口国外的大型核磁共振检测仪器使人敬畏，只能把他重新祭起，让他带人到德国和瑞士学维修。这次国外之行把王师傅给震惊了一下：“在人家那里，不说退休人员每月的1500美元的退休金，就说那政府给老工人提供的花园洋房……”最使他向往的是那里的工人素质高，干部的清正：“工人都是大学毕业，干活的自觉程度是我们没法比的。刚入厂的青工月薪就3000多美元，而厂长一个月也就6000多美元……看看我们现在的企业经理，比一个青工的工资高了何止十倍。可还在那搞腐败。”
　　在整个社会对他遗忘的时候，只有一群人没忘了他，就是30年前他从东城区武装部接回来的复员兵。
　　“我们当时42个北京复员兵，都是王师傅的手下。”周强说，“最小的一个是1955年出生的，大家都叫他‘小双五’。我们这群人中已经死了两个，疯了一个。一个是病死的，一个是被皮带卷到电动机里一条腿当时就断了，后来流血过多死了。他弟弟顶替他哥进了厂。我们基本每年都聚一下，凡是活着的都没忘王师傅。或是今天你去王师傅那，过几天我再去。王师傅那成了我们一个联络站。真的，我们也快要跟着王师傅走到这个舞台的尽头了。”